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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无人怜的考古遗址

作者: 2020-07-16 浏览: 327 次

去年靠近年末时,因为苏花替代道路在兴建过程中所引发工程与遗址保存间的争议造成社会舆论的讨论,考古家与工程单位为着谁才是造成苏花替代道路工程延宕的罪人互相指责,社会舆论则环绕着遗址指定、移动附属设施、尊重抢救发掘三点讨论。日前民间团体前往交通部前举行记者会,交通部回应更改路线需要付出大量金钱及时间成本,但仍承诺将思考移动附属设施的可能性。文化部则以遗址须先获得地方政府指定,才有办法进入国定遗址审定的程序为由,认为应由宜兰县政府完成指定程序后,中央才有后续动作。于是宜兰县政府文化局便回应已进入指定程序中,并于一月底通过将其指定为县定遗址。这一切似乎都符合法的程序,但是也因为一切都符合法的程序,更加看到台湾考古遗址在这之间的无援及政府部门间的平行世界。

有法无人怜的考古遗址

《文化资产保存法》第四条明白规定,遗址之主管机关在中央为文建会(当今文化部),在地方则为地方政府。换言之,无论是国定或是县定遗址,文化部皆为中央主管机关,也是保护考古遗址的最高主管机关。汉本遗址在苏花替代道路工程开始前并未有任何人知道它的价值,即便到目前为主,由于抢救发掘扔在进行中,遗址的重要性其实仍无法有明确的评估,社会大众(包含考古学家)对于遗物本身的精彩性了解仍有限,在强调快速的抢救发掘状况下,许多令人惊豔的遗物甚至可能是透过后续处理才发现,而非直接在考古脉络中被理解。

然而之所以引起讨论,就在于依据目前有限的资料,我们仍可以看到一些史前聚落完整的要素,道路、家屋、墓葬、火塘、炼铁炉、排水设施、田间驳坎等等,面对这样一个史前考古遗址,任何未经过专业考古训练的社会大众皆可以直接感受到在这山脚下的土地,确确实实存在过一个聚落,一个可能和当代我们有着完全不同生活逻辑的一群人,扎扎实实的生活在这里,这些现象也真实的连结着台湾社会所有住民与远古的祖先。在一段电视访问中,我们看到发掘人员诉说着,当她细细清理每个现象时,是如何的感受到小时候听到祖母所描述的世界就这样呈现在他眼前时的感动,这样的感动又是如何驱使他在发掘过程中,更加地谦逊。

汉本遗址的发现过程及现在的状态,让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现行文资法对于遗址保护的态度及政府处理遗址的方法。文化部声称必须由地方政府文化局先通过指定后,中央才能进一步讨论。然而遗址的指定有一定的过程,文资委员必须通过数次开会,透过不同的方法来确认遗址範围,地方政府在文资委员通过专业认定具指定价值后,必须办理公告,再报往中央进行备查。然而汉本遗址是在工程进行时被发现,虽然工程单位在发现遗址时,依据《文资法》停工并进行抢救发掘,然而在当时并未有人可以明确知道遗址的内涵,这是考古遗址的特性,而台湾地质的特性也让许多传统的考古调查方式无法準确探知遗址的存在,这也是整个汉本遗址造成争议的主因,而不是考古遗址忽然冒出来造成当代人的困扰。

若是依照文化部的说法,遗址需要经过法定程序获得国家指定,那所有在工程进行中发现的考古遗址都不可能即时获得指定为国定遗址,因为要被指定有七项要件,其中第一项到第五项皆无法在遗址进行抢救之时进行,而是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才可能达成,这是否表示台湾所有因工程而发现的遗址都无法获得指定?因为当研究者完成抢救,也表示遗址基本上已经某种程度上不存在了,接下来若是进行指定,极可能已经无遗址可指定了!或是指定下的已经不包含遗址真正的精华区,而可能只是当代建构的博物馆了。而近年来台湾大部分考古学家疲于奔命抢救各个遗址,更完全没有足够的时间讨论遗址保存及变更工程的可能性。

身为国家考古遗址最高管理单位文化部,却未思考如何进行补救这样的问题,反而是在遇到诸如汉本遗址此一争议时,将问题隐而不谈,仅以一句要求地方主管机关依法进行指定,地方主管机关也以「依法进行」回复各界质疑,所以一切依法执行后,我们似乎可以预测,多年后,经过完备的研究及讨论,汉本遗址可能具有《文资法》所规定各项要素,获得国定遗址的指定,而所谓的国定遗址却是一条高架道路及周边附属设施,可能还包含一栋汉本博物馆。就如十三行及大坌坑遗址,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汙水处理厂、博物馆、高压铁塔及墓地。如果这是文化部心目中的国定遗址,那「国定遗址」这四个字真是一个笑话。

交通部及工程单位历次给民间团体的回覆皆显示出其对考古知识的匮乏及对于台湾历史的轻忽。但这也显示交通单位对于其工作的负责,因为这是工程单位的责任,让工程顺利準时完成。然而我们的文化管理机关却只记得谨守法律条文,忘记自己最重要的责任是保护、管理考古遗址,这不但包含了当遗址遭遇如此重大威胁时,需出面与工程单位及考古学家讨论如何避免破坏甚至保存遗址,并且更积极的与社会大众解释遗址的特性及重要性,利用遗址来进行社会教育,提供社会大众亲近及理解祖先历史的机会,鼓励社会大众一起思索遗址与工程间的矛盾该如何协调。文化部不但未负起该负的责任,反倒让工程单位与考古学家,甚至是民间团体及花东居民成为互相对立的两方,让遗址及存在于其间的先人们,默默看着自己的家园甚至是身躯一天一天被铲子取起。或许台湾这块土地对祖先们而言,已不再是过去那安身立命之处了吧。

去年年底,我在芭乐人类学部落格发表了一篇〈考古遗址与工程:台湾遗址悲歌〉,讨论汉本遗址所带出的台湾考古遗址故事,在许多读者回应中,有一篇来自花东居民的呼吁,他说「请发挥台湾人无比的创意,跳出两个行政单位各自的本位主义框架,去创造出双赢局面。」我真是再赞成也不过,然而弔诡的是,其实真正的主管行政单位,交通部及文化部,从未真正对话过,而两个无法真正做决定的执行单位,工程单位与考古单位,却彼此互相指责怪罪。面对这样奇特的状况,我一方面为逝去的先人们担心,更为活在当下的我们忧心。当我们不断失去考古遗址,也表示我们的历史一直在流失,当年轻的世代有一天问我们,祖先的历史哪里去了,我不知道该如何告诉他们,历史已经被我们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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